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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1-21 00:32:04 丨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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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史蒂夫科恩教授于2011年11月在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举行的“多元化经济学学会国际联合会”第三次年会上的演讲文稿。科恩教授是美国诺克斯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先后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大学，他曾经是美国进步经济学会指导委员会成员，著有《重构宏观经济学》，近年来在美国教授《当代中国经济》等课程。

　　从科恩教授所写的这份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格局，决不是一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的结果。

　　概览本文讨论了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并着重研究了中国大学中经济学教育的变化。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指新古典经济学)。本文记录了这种转变并探究了它产生的原因。

　　本文应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话语，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团体如何产生并最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团体，并进而在中国被视作经济问题专家与权威的过程。本调，这种转变涉及在某种框架意义上的新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常所暗示的不同，中国学生学会的不止是如何使用一套分析工具，他们还戴上了一副新的偏光眼镜，未经思考辨别就透过它认识世界。

　　本文依据尽管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被广泛地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理论的转变，尤其是在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方面。这是一种不幸的局面，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政策要基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对于经济事务的理解。本文旨在填补这种空白。本文研究了“经济学”这一名词如何在中国演变为仅被用某些特定方式理解的过程。因此，本文是一篇“知识社会学”的论文，探究了当代中国关于经济学的学术性思考及其在社会中的反响的发展脉络。

　　提纲本文有五部分和两个附录。第一部分是全文概述。第二部分详述了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区别。第三部分阐释了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历史。这种分析也指出了一条分析经济事件、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教育共同演化的途径。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附录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现状，把对目前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分析加以分解并单独讨论。附录二是为了进行访谈而制定的问卷。本文的研究范围很大，因此有些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疏漏。

　　对消息来源和研究方法的说明 本文基于两个主要的消息来源。第一是已有文献和会议发言记录，它们将会以通常的方式用脚注标明。第二是2011年春夏季节，我在美国、北京、上海和杭州与中美学者进行的一系列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讨论，这些谈话的部分内容将不会在记录中予以公开。

　　我从这次“实地调研”中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至少在最初阶段，比起可以定量地进行辩护的结论，访谈的方法能为未来的研究更好地提供直观印象和问题。因此，我在本文当中提供的许多发现都是初步的，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确证和大家的批评指正。

　　在中国，指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的变迁史，就揭示着其作为一个范式的地位变化。在1978年以前，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初，它被改称为“西方经济学”。在1983年左右，“现代经济学”一词取代了“西方经济学”。(邹至庄2000，P52)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就被视作整个经济学。

　　进一步确切地定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术语在中国的含义，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很不幸，这项工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当我们说起“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是指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还是指凯恩斯和斯蒂格利茨?他们在中国都很流行。当我们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我们是指《资本论》和苏联的五年计划，还是的全民动员和蒋一苇的企业民主思想?或者说，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些根本特征，让我们可以把所有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区分开呢?

　　我认为在探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引入一个修改版的区分方法。这一方法由林(1981)引入并由罗伯特徐(1991)详细阐释。他们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为两大分支：诊断型经济学和功能型经济学。他们将诊断型经济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注重的是解释某一具体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之间的联系;功能型经济学则被定义为一种强调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践活动，通常与经济计划相关。诊断型经济学以其高度抽象、哲学化的论证为特征，而功能型经济学会运用更多的定量分析技术，比如计量经济学和投入-产出分析，去分析经验数据并提供现实建议。

　　通过运用一个与徐、林的分类有几分相似的分类方法(基于“话语”与“潜话语”的区别)，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都希望能把二者狭义的技术层面与它们更广义的哲学层面区分开来。[①]我还想介绍经济学分析的另一个流派，即“非主流经济学”。每个经济学流派或者范式的“话语”是关于一个经济体怎样运行的正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话语”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等抽象理论，以及住房的需求价格弹性研究一类的经验分析。相似地，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话语”通常包括劳动价值论等抽象理论，以及投入产出表一类的定量规划模型。

　　解释我提到的“潜话语”的意味可能需要略费笔墨。[②]在一定程度上，潜话语包括了林和徐所说的“诊断型经济学”的哲学取向，但在范围上要更广一些。潜话语支撑着正式的、表面的话语。潜话语规定了起点(不可证明的基本假设)和预期终点(这套理论将被运用于何处)。话语中无处不渗透着潜话语。正是潜话语赋予了经济学书籍和经济理论以活力，将索然无味的因果逻辑变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实践和道德计算。潜话语建立在不可证明并通常心照不宣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的基础上，比如对于人性的假定。潜话语反映了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重要而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的信念。潜话语影响着从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到研究生课程中探讨的话题。它决定了怎样把复杂的观点加以简化，以使其能够被初学者理解。很多简化的(但是不实事求是的)假定在入门教科书(或是学术文章，等等)中被接受了，只要其分析使“基础性”的叙述“正确”。至于什么算得上“基础性”与“正确”，那当然是一个范式性的判断并且通常反映出这个范式的潜话语。

　　潜话语时而明显时而含蓄，经常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讨论才能被梳理清楚。它在大众导向的著作中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著作中，大量的潜话语依然不甚显著。下面我们列出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潜话语，它们与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相关。我们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其主要的潜话语倾向是把资本家组织的经济活动合法化。

　　认识论(经济知识的性质) 西方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宣称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信念。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语言，因此数学也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共同语言。

　　本体论(存在的性质) 不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独立实体，有的只是个人。经济学应该研究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及不同的制度(比如市场)，如何把他们加总。这叫做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I)。这套理论会使新古典经济学家要求所有经济理论都要具有微观基础，也要求将口味与偏好视作独立的外生性变量。

　　人性 西方经济学提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理性的自利人的假定。大多数人被假定为具有无厌足的消费欲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济学并不关注人的口味与偏好的由来(尽管它倾向于默认欲望的无厌足性能够反映人的本性)。竞争性市场可以使个人的自利行为为公共利益服务。资本主义至少部分地是成功的，因为它在顺应人性的情况下有效组织了经济活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 经济理论的使命在于理解并推进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因为两者都为人类的幸福奠定了基石，也为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由于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市场的许多负面后果，诸如不平等或经济权力的集中，都是可以容忍的。

　　市场 市场的结果反映了自由选择与自由生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各方的福利在交易中都增进了。市场总体上是能够自发调节的，通常能自动找到使供需平衡的价格，并且当经济扩张需要社会变革时，市场能刺激制度创新。

　　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基本角色是保证竞争性市场的合理秩序(比如界定私有产权)并在竞争性市场不能有效运转的领域适当介入。第三个可能的角色涉及到解决公平问题，但是这一使命要受限于为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提供激励。

　　社会经济的选择 别无选择。前苏联的崩溃和改革前的中国的困境表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平等主义和计划的经济模式无法正常运转。整个20世纪的教训就是“让资本主义市场发挥作用”。证明自己市场干预的合理性总是政府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潜话语与新古典经济学在某些地方极为相似，但是在更多地方则分歧明显。

　　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宣称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信念。数学并不具备特殊地位。历史分析的方法被频繁使用。

　　本体论经济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研究个人行为，因为现实逻辑是，个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经济分析应当成为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制度再生产逻辑的一部分。[③]这就是整体论(Holism)。在研究现代社会系统时，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是最受偏爱的整体论方法。[④]这种方法刻画了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

　　人性与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的相比，经济活动更少涉及“天性的”的个人行动，而更多涉及社会化地形成的行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 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理解和促进经济发展享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仅仅是过程而非目的。对于经济的理解的终极目的是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可能，并提升人类福祉。

　　市场 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社会制度的分析之中。尽管市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体制，但是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市场既提供自由的选择机会，也使你被迫做出选择;市场既有实现自我调节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情况。市场同样对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部分的结构有很强的反作用。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市场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社会经济的选择 未来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资本主义就像一辆自行车：它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稳定。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在于它使永不间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并将其强制推行下去。这个过程本身中不具有任何内在的限制性规则，并最终会引爆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环境极限。在短期里，资本主义经济应当被置于一个社会管理的制度之下，以满足人类需要并确保可持续发展;在长期中，为了人类生存的持续，资本主义应当被取代。

　　本文将着重研究浸透在中国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教学中的潜话语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全网担保官网。我们将看到这种转变的证据以及它怎样发生。我们将把变迁着的经济分析方法与变迁着的公共政策的联系起来，并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加以阐释。

　　我在这里要介绍第三个流派，它在某种程度上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流派之间，它在西方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它包括(旧)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范式。它们都共同地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但是反对的方式却又各自不同。非主流经济学的潜话语如下：

　　认识论 经济分析是在一定范式下进行的。它总是透过镜片来看待问题。因此，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分析，都包含着比它们承认的要多的“主观的”或是形式化的内容。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智力上的谦虚和面对不同观点的开放心态。从数学模型到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再到行为实验，各种方法都应当为经济学所运用。但是现状的天平已经过多地偏向对数学的形式化使用以及以简洁的名义而被过度简化的前提假设。

　　本体论 经济学应当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框架下，既研究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又研究个体行为的逻辑。经济学既应该研究制度，又应该研究个人。

　　人性 对经济研究来说，“经济人”假设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心理学基础。对于文化、风俗、习惯、互惠的倾向、恐惧和模仿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投诸更多的关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 经济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要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常暗示的复杂得多，而且这种联系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被大大削弱。公平、环境以及非市场经济(如家庭经济)在经济分析中应当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在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相较于市场效率和经济增长，这些东西的价值经常被错误地低估。

　　市场 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社会制度的分析之中。所有的市场都是不同的，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各自具体的特点之上。尽管在做很多决策时市场都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机制，但在组织某些社会互动时市场机制并不合宜。

　　社会经济的选择 非主流经济学并不对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宣誓效忠，而是抱着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和不断实验的精神。它推崇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把“生活质量”(其定义与人均GDP模糊地相关又有着独立性)、可持续性与公平等因素放在重要位置。

　　说明性的非主流话语 非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成为一个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更为多样化的思想流派。新古典经济学(从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到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欧内斯特曼德尔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到理查德沃尔夫这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都有相当显著的派别，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布甚至还要更为宽广。因此，下面提到的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例子只是对个别方法的说明，而非阐述它们的共同理念。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从大型企业的特征进行的对于现代经济的分析，说明了制度主义的分析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性;海曼明斯基对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的分析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中人对于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的重要性;E.F.舒马赫对于大规模经济的后果的关注和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衡量市场产出的最优点时对于社会地位竞争因素的影响的考虑，都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对于福祉的意义的关注。

　　经济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实质就是要在怎样的框架下进行经济论述。这是对构建经济模型的最基本假设的争论：经济体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经济学要回答什么问题?应该用怎样的隐喻来代表经济活动过程?怎样的简化和反常现象是能够容忍的?这些辩论是先于分析的。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模型反映着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他们把“经济人”(理性的自利人)假设作为起点，并以把GDP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最大化作为终点。虽然掺杂着一些对市场失灵和公平问题的深入关注，但是其模型还是倾向于得出简单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结论。对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新古典主义的著作中被控制在最低限度。[⑤]

　　当然，最大的例外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正式理论是建立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I)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经济政策对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整体论的看法。就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弗里德曼宣称“不存在叫做社会的东西”(即只有个人的存在)。尽管如此，他又同时宣称，一个建立在财产权、公司法人团体和促进市场发展的制度上的经济体，能够创造一个有着民主、自由和支持这些文化的和谐社会。因此，弗里德曼与其他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家们一直在呼唤属于他们自己的含蓄的整体理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其实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应该承认这些是整体论的观点，进而直面挑战和辩论。

　　任何关于经济模型所依赖的基础假设的严肃讨论，总是为弗里德曼和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顽固地拒绝。[⑥]他们认为只有模型的预测才是有意义的，而非其前提假定对一个声称在做出选择时总应当充分利用一切信息的流派来说，这样的姿态无疑相当奇怪。而考虑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鲜有成功的预测，还曾因为把预测失败归咎于无法进行控制变量实验而有过一段臭名昭著的艰难时期，这种姿态就更为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社会网络和实际存在的(de facto)社会理论已经坚决而持续地(甚至有点草率地)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改革推向自由放任。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提出一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同时能为通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的理论。天平两端的两个目标(社会主义与增长)的重量摇摆不定。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五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毛主义时期，更多的注意力则投向了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与经济增长)和对于现实的不同假设，使两个阵营的理论家将注意力放在了不同的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研究国有企业被感知到的低效率，将社会主义描述为商品市场上的“短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研究“产业后备军”的艰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劳动剩余经济”。

　　尽管由于尚未阅读足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我在作此论断时并无十足信心，但是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确实有这样的印象：它倾向于强调哲学的、定性的分析多于经验的、定量的分析。这种特征描述(和潜在的批评)可能有点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没有做过新古典经济学家做过的那种市场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经验分析的工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曾为制定经济计划而构建过投入-产出模型，也曾对经济体的不同部门做过详细的制度分析。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的多重目标(研究经济结果及其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巨大的反作用)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成本最小化问题，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给以太多的关注。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将经济讨论置于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语境中。

　　这一部分被分成两小部分。3.1节讨论促使中国大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教育的国内因素。3.2节讨论促进新古典主义扩张的国外影响因素。本文的第四部分则给出了关于在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的历史描述。

　　有9个主要的国内因素与1978年后新古典经济学愈发受到欢迎的趋势相关：(1)中国经济中一些遗留的长期问题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西方经济学家被认为在处理市场经济方面具有更好的专业知识，中国知识分子也渴望与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参与国际性的经济学探讨;(3)一些在1949年革命前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国老经济学家渴望能与西方同仁们重建学术联系;(4)中国民众对于如同价格与利润等市场术语的越发熟稔使剩余价值和矛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显得过于矫揉造作;(5)新古典主义理论借用数学形式而使自己的外表显得极为科学;(6)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和学生们渴望去美国学习/或者在外企中工作;(7)在中国，新古典主义的训练被外资企业视作价值观上不再抑制商业的标志;(8)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声望下降;(9)新古典经济学的可信赖的亲市场的思想迎合了中国内的市场化的拥护者。下面的讨论将对上述现象更详细地逐一说明。

　　中国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临的经济问题使中国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趣逐渐增加。对此，本文的第四部分给出了历史的叙述。

　　1978年12月在决定采用更多的市场机制的决策之后，似乎对很多中国政府领导人、地方经济决策者和学生来说，聆听西方经济学专家的教诲、学习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从更广的跨度上看，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正如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告诉我：“尽管西方经济学家竭力捍卫剥削，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增长，因此我们也可以向西方的经济体学习”，所以也要向西方经济学家学习。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邀请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赞助一次由许多声名显赫的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旅行，来规划未来的经济学交流。此代表团的报告指出，中国人对于获取当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兴趣浓厚。中国人尤其对计量经济学技术、公共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就与提升企业效率有关的部分而言)感兴趣，或许还包括关于贸易与经济计划的西方理论。[⑦]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所有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绝大部分而言，仅有在1949年之前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仔仔细细地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当他们退休之后，就鲜有人能够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提出有足够见地的评价了。这个真空最终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赞美之词填满了。

　　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史，说明了1978年12月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从西方专家那里获取经济建议的毫不衰减的兴趣。北京在1980年再度加入世界银行。在改革的头十年里，世行的建议被中国的领导人十分热心地采纳，世行1981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千页评估书和接下来的1985年的进一步研究被广泛地传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一些高级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参与了几次世行组织的会议，比如1982年的讨论东欧经济改革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讨论宏观经济学以及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巴山轮会议”。世行在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讨论中下了大力气，尤其是1986和1987年的课程改革。如和这样的中国关键领导人似乎对于世行的研究和建议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⑧]

　　许多关于80年代中国政府内部对经济政策的探讨的历史文献都表明，通货膨胀差不多始终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担忧的头等大事。这种优先考虑可能反映了对于40年代末政府濒临倒台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致命效应的记忆，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于通货膨胀的政治敏感性。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的脉搏总是被定义成这样一种循环：经济扩张，通胀压力，收缩性的抑通胀政策，新一轮扩张，更大的通胀压力，更进一步的收缩，如此循环往复。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和，似乎相信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和计量经济学技术在理解和应对通胀时会特别有用。(邹至庄 1988,9-11，Bottelier 2006,21)世行通过参与对199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和在中国的会议的赞助来回应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些忧虑。两个会议中的后者使中国制定了当面临全国性的通胀压力时，应当控制地方上信贷创造能力的政策。(Bottelier 2006, 17-25)[⑨]

　　对面临着某些实际规划问题的中国的计划制订者们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可能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几乎没受过什么社会理论训练的线性规划人员来说，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或许是一件颇为容易的事。高级计量经济学可能也被认为对很多领域的经济学家都可能非常有用。

　　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大学基础设施在文革中受到破坏和削弱，余波之一可能便是导致了某些领导层人员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的开放态度。对于大学的破坏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尤其具有毁灭性。[⑩]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西方经济分析技术总是带进来更广的意识形态的弦外之音。

　　3) 经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老教授们的复兴运动：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联系

　　在西方，1980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团从中国返回后称：“有一大批四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有着独特的紧迫感，去更新与西方知识的联系，去重拾学术理论，去帮助培养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才”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指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积极促进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活跃会员。”[11]几年以后，邹至庄评论道：“从1984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复兴，即那些五十年代中期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研究兴趣的复兴。”(邹至庄 1994,114)

　　和我交流过的人当中，有几个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用的词语越来越多涉及到市场经验，而运用价值、剩余价值、矛盾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似乎越来越像一门伪科学。像供给和需求这样的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的概念在解释短期市场运行时的实用性，更加强了这个趋势。这几点为人们进一步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构建的更加复杂而难以立刻接受的思想扫清了障碍。[12]

　　现在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我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印象是，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有经验基础的，以实践为导向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基于哲学，以意识形态为导向。[13]

　　当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学习经济学时，他们的比较优势在于数学，而在英语技能上他们相对不足，因此他们集中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在专攻计量经济学和数学建模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在这方面教学和出版著作，并在回国时为这部分经济学内容制定了规范。

　　更重要的是，数学语言给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非政治化的、科学的外表，这让人易于相信它。数学语言吸引人的原因部分在于它与中高度政治化的、反智主义的诡辩辞藻截然相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工具的主流地位得到了维持。这得到了中国主要学术刊物的审稿人和学术机构的肯定。举个例子，要想在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不大量依靠计量经济学的文章，是十分困难的。[14]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院长本科都是数学专业毕业的。在更高层次的政府机构，很多中国现任政治领导人都是工程学出身的技术官僚。新古典经济学与工程学模型之间表面的相似性，在他们看来或许相当具有吸引力。

　　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的“数学拜物教”，1995年宋龙祥的博士学位论文体现的再清楚不过了。[15]他写道：

　　“詹姆斯布坎南，诺贝尔奖获得者，写道：经济学家能从数学那儿学到的就是语言。保罗萨缪尔森，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加深刻地提出：数学本身就是语言。”(2)

　　“从二战开始的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断增长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严密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应用。”(24)

　　“相比中国经济学家对数学的抵触，[16]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使用很多高级数学工具，如现代逻辑学、拓扑学、线性动态规划以及博弈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从二战开始的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断增长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严密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应用。”(156-157)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学生对赴美留学有了浓厚兴趣。美国经济学研究生学位对在中国的名牌大学获得教职是非常有用的(也几乎是硬性要求)。美国文凭在进入外资公司工作时也很管用。在美国经济学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入学考试以及课程都要求参与者接受过新古典主义的训练。

　　与我交流过的几个人描述了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们，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一心追求财富。很多中国学生似乎相信，学习新古典经济学能帮助他们在中国公司中谋求一个好的工作。传统上，中国高中生在进入大学时要选择一门主修课程(或者至少一个学院，如经济学院或商学院)。这种安排趋向于加强实用主义的、职业导向的教学方式。

　　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或许的确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但是这种联系可能不像大多数学生相信的那样必然。与我交流过的一位教授认为，学生们在他们的商务工作中很少应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他认为，雇主把掌握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筛选机制，用来测试申请者们一般学习能力和对商业价值观的认同，而不是把经济学学位当作对技能掌握程度的证明。

　　为了平衡这个印象，我试图在中国大学生身上寻找与物质自利相反的理想主义色彩。迈克尔桑德尔有关伦理学的校园演讲在中国的流行表明，他们也许还保留着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弗里德曼，2011)不幸的是，我的中文水平不足以理解这一现象。我认为，学生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兴趣，将趋向于增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趣。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新”，但是与我交流过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认为新对经济学院系和经济学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位受访者认为，对非新古典经济学的探索在博客上将比在经济学课堂上更加活跃。他希望互联网引领更多元化的经济讨论。

　　对于一些中国学者和社会团体来说，西方经济学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与这一实践的决裂。正如在一些传统社会成为基督徒一样，西方经济学代表着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与时俱进”。市场的“新音乐”，在学术界中就变了“现代性”的回声。

　　也许，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扩张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察觉到它在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斗争中是一件有力武器的中国领导人。正如接下来3.2节所写的，中国领导人经常通过高调宣传与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会面，来传递他们对“市场化”的支持的信号。最值得注意的两次著名会议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分别于1988年和1993年接见米尔顿弗里德曼。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被后来的私有化的支持者们故伎重施，他们利用WTO的“成员条款”来削弱国有企业的地位。

　　影响来源至少有四个外部因素积极地推动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1)如同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一样，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和(2)几个西方基金会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线)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线)西方政府和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尽管这些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所驱动，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诺顿惠勒将这一现象称为“被邀请的影响”。[17]

　　美国经济学会在使中国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调动了西方学术机构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威望，取得了为中国政府扮演专家顾问的角色。它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专业。

　　有很多经济学家与美国经济学会的行动有关，而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邹至庄在中国出生并长大。[18]他在1955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儿他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1981年到1994年间主持美国经济学会的中国经济学交流事务委员会。他在1985年到1994年也曾是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主席，该委员会由福特基金会创建，为美国经济学会在中国的活动提供关键性资金支持。[19]

　　1979年，中国社科院作为东道主接待了来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代表团，中美经济学界的重要对话由此重新开启。美国方面的访问安排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协调。在访问期间讨论的主题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大学经济学课程，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组织。未来中美之间经济学家互访的计划也被制定了出来。计划小组的成员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学会指定。(CSCPRC 1980, p. 3)。美国代表团特意要求美国经济学会参与。(p, 8)

　　在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在中国帮助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班和巡回讲座。[20]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在1984到1986年由邹至庄教授组织，教育部协办的夏季系列研讨会。(邹至庄 1994, 40)这个研讨会的设计旨在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重点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由中国经济学家和最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学生参加，共50到100人。这些学生为了获得研讨会的参加权，经历了两轮复杂的筛选过程。在1984年的研讨会结束时，邹至庄与国家主席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会面，他认为这“表明中国官方认同现代经济学。”[21]

　　邹至庄教授和美国经济学会最重要的创举，可能就是建立了把中国优秀本科毕业生输送到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的项目。这个项目于1985年至1998年间运行，而该项目的毕业生最终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邹至庄 2002 358-359)邹至庄设计的选拔流程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自然科学、数学或工学背景的学生。(邹至庄 2000, p. 53)两个资格考试考查数学技能和对一本经济学教材的掌握，这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教材是邹至庄教授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编写的。[22]

　　1985年，由福特基金出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 (邹至庄 1988, p. 7)。委员会由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任主席。除了资助中国学生参加留美博士项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举办夏季研讨会，资助集中学习新古典经济学的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训练中心，为中国教授提供访问学者项目，以及一些研究项目。

　　在1984年5月，邹至庄与一些想要建立一个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团体的学生们见了面。这次会面在梁衡家举行。梁衡是《革命之子》的作者，这本书是关于中恐怖事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1985年的会议有50多名学习经济、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参加，建立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学会(后更名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邹至庄 1988, p. 11 )到1990年这个组织已有拥有300名成员、每年一次的会议以及一份刊物(《中国经济评论》)。它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一部分，而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由美国经济学会在1992年创立的一个组织，并在每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组织学术研讨会。我参加过几次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一次是在2011年1月在丹佛举行，另一次在2011年6月在北京举行。尽管很难描述一大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尤深。

　　对于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我尚未做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乐于接受它们在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活动的信息。目前为止，我发现的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金会有以下几个：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我怀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朝圣山学社可能也对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有所贡献。与这些基金会一起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许多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支持国际留学生在美国进行研究生学习，以及全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一些团体如加图研究所(CATO)[23]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赞助了与中国经济学家的联席会议和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对新古典主义问题的分析。亚洲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建立了图书和专业期刊图书馆。[24]斯隆基金会，卢斯基金会，一些基督教组织以及美国政府也支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经济学。也许最大的资金资源来自于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美国政府也出资在大连建立了一个管理培训学校。

　　以下关于我所强调的两个基金会的讨论，是为了描绘这些基金会在传播“植入式知识”时所扮演的角色。我使用这个词来代指依附、根植在更大的概念框架上的功能性信息。一个关于植入式知识的经典例子就是通过阅读宗教典籍获得的写作技巧。在经济学界，一个例子便是使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和潜话语解释的计量方法。

　　福特基金会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指出：“福特基金会有意识地推动对中国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发展，对其“开放”政策做出了贡献。”(兰普顿等 1986, 7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基金会与邹至庄和其他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紧密合作。该基金会也是以下项目的主要资助人：邹至庄夏季新古典主义经济研讨会(19841986)，80年代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年期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生奖学金，以及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25]福特基金会也在农业经济学方面资助了一些研究和培训。(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26]

　　和邹至庄一样，德怀特珀金斯是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国经济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主席(CEERC)， (邹至庄 2000, 53)他描述了博士生奖学金项目的目标。我全部引用了这部分内容，因为他的评论表明了援助项目背后的“理性建筑术”(architectonic)式的动机。

　　“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接受严格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这方面的主要项目是每年训练经济学研究生，规模从最初的50人扩大到后来的100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确实都到美国继续深造了。我们相信，这些学生一般要在美国花5到6年的时间，然后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期望每年能有50到100名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如果当中能有三分之一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这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它们将进一步影响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年轻人军团统治。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主要是因为进入决策层的人大都有一头灰白的头发，至少在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的。”(珀金斯 1999)

　　尽管中国博士生一开始对回国缺乏积极性使这一进程有所延后，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如设计的那样发挥作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关美中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了类似的成功：

　　“部分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学术交流，部分是因为中国比过去更易获取西方的出版物，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不断增加中国的学术期刊现在登载的文章经常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或线性规划方法。西方经济学家们发现，中国的同行们在研究技术和前沿方向上与西方日益兼容。从长远角度看，这个发展趋势将使中西学术交流更有成效。”(兰普顿等. 1986, 147)

　　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 CIPE与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福特基金会在几个“植入式”经济学教育项目里有合作。此中心的内部通讯(Economic Reform Today: Number Four 1999)写道：

　　“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特殊障碍。关于私有企业和私有化的公开讨论在传统上是被禁止的，便是其表现。尽管有政治气候的挑战，私人组织和智库基金已经成功在过去几年中组织了一些活动，并在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支持和合作下，借此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CIPE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CES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向数以千计的学生传授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并且影响了许多高级政策制定者。CES的活动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团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中，CIPE开始资助一些新的机构，如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的资金支持，CIPE与CES在中国的8个项目上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在塑造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

　　这份报告列举了CIPE支持CES的其它活动，包括赞助关于市场经济和商业管理书籍以及经济学会议。对于CES的一些旨在让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回国的项目，CIPE予以了支持，这可能是CIPE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最重要的贡献。正如以上提及的，尽管邹至庄-美国经济学会-福特基金会项目已取得了成功这个基金会旨在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有数学头脑的学生赴美留学但几乎没几个人选择回国。在一份对CES的回顾中CIPE要据此决定是否继续对CES提供资金支持德怀特珀金斯总结道：

　　“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并没有回国。一度有约3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他们要么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么即将获得。这300人中，当时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教或进入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工作。正因为如此，CES曾经只是一个尝试着适应美国生活的年轻中国经济学者的小俱乐部，而现在，它离这个角色开始有点远了。CES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现状保持了解的组织CIPE支持CES举行的会议虽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唯一媒介，但确实是最关键的媒介。CES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如果CIPE迄今对CES的资助没有用来干别的，只创造了一种让二三十个经济学家回国的氛围，那钱花得才算是值得的。”(珀金斯 1999a, 2-4)

　　珀金斯接下来讨论了由CIPE资助、CES主办的有关市场经济改革的会议对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正面但难以估量的影响。然后http://xlqmzg.com，，他推荐通过CES的渠道，支持那些像加图研究所或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那样具有保守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机构。他写道：

　　“我所设想的研究院和智库，是像CCER[下面马上会加以介绍]和天则研究所这样的CES将继续成为这方面努力的协作者。出于政治敏感性的考虑， CES也可能发挥这样一种作用：让大部分资金，包括为一些中国机构的活动准备的资金，通过它的渠道来流动。”(珀金斯 1999a, 10)

　　田国强的职业生涯展示了这些由CIPE和其它西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和专业轨迹。田国强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在1986到87年获得了艾尔弗雷德P斯隆博士生奖学金。在1992年，他接受了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78000美元赞助，项目的名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项目”。他在至少十年间也得到了每年5000美元的资助，这笔资助来源于德州农工大学私人企业研究中心(Texas A&M Private Enterprise Research Center)。

　　田国强著述颇丰。他已经是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主席，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主席，最近又成为了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他已经利用他作为院长的便利在学院内强力推广新古典经济学。

　　由于CCER和天则研究所的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西方基金会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思想演变方面的间接影响，这里将它们的历史概述如下：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CCER如CES一样，在为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创造学术共同体方面十分活跃。正如下面将详述的那样，CCER已经培养了研究生，组织了重要的会议，编写了一系列的教科书，出版了一种重要期刊，维护着一个数字网络，还网罗了一批研究人员。1994年，CCER于北京大学创立，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启动资金和后续捐赠。(林 2005, 5)至少到2000年为止，它仍继续从这些组织处接受可观的资金支持。(诺顿 2002, p. 629)CCER由1994年的6名成员发展为2005年的27个成员，并在2002年被诺顿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独立智库(629)。这个中心是林毅夫智慧的产物。CCER折射出林毅夫 “有中国特色”的芝加哥大学风格。[27]林毅夫在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28]这个中心也留下了另一位共同创始人张维迎的痕迹。张维迎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并且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而闻名。2010年前，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29]

　　CCER被设计为中国经济学界内部自觉的散发着美国光芒的指明灯。2005年，中心26名成员中的24位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他两人的博士学位来源于英国和日本。中心也被设计为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而且“在建立之初就参与了中国几乎每一个政策讨论” (林 2005, 8-9)

　　在教学领域，CCER提供经济学辅修、主修、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时有2500名学生修读这些专业。教员们已编写了14种经济学、管理学教材(林 2005, 8)。教员们也被授权 “按照美国模式，尤其是芝加哥模式”重新设计北大的经济学课程。[30]

　　CCER为来自其它大学的教员们提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高级培训项目。2005年，它成为了中国国际MBA项目第一名(根据《财富》杂志的排名)(林 2005, 7) ，还与香港大学共同进行一个排名靠前的金融硕士项目(同上，7))它也发起了针对女性经济学教员和中国内陆地区教员的特别培训项目。

　　CCER试图通过对记者和政府官员进行特殊的经济学培训，来影响公众对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同上，9)。正如林毅夫解释的那样：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公众舆论在塑造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方向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记者们是塑造公众舆论的关键。从1999年起，CCER与《财经》杂志中国一本顶尖的半月刊杂志联合设立了10项助学金，专门资助杰出的经济和财经的记者、编辑来CCER学习。助学金提供三个月精心裁剪过的经济、管理和深层次财经新闻课程。”(同上,2005, 11)[31]

　　在这块研究领域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创作出版了超过70本书。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包括AER在内的顶尖的新古典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过49篇文章(8)。此研究中心还创办了一个同类的期刊(《中国经济学季刊》)，还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论文集》(研究生项目)和一份针对公共政策的新闻通讯。据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年每天的访问量高达22,000次。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其他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一直维持着积极的互动关系。譬如，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了一个访问学者的项目，解决了到CCER访学人员的住房问题。在汇丰银行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北大开办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主办有关美国-中国-全球经济课题的年度会议(13)。自2001年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并且宣称这项年会“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家们最大规模的盛会”(13)。

　　从声誉与作用来看，有着“最好最聪明”的光环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功，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的新儒教，至少在经济思想方面的确如此。就像林毅夫所说，“起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只有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现在，它坐落于一个美丽、宽敞的皇家园林这种改善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持续发展。”(5)

　　天则研究所 天则研究所在茅于轼的指导下于1993年创办。用诺顿的话说，它“一贯是对自由化的积极鼓吹者”(诺顿 2002,630)。它“不仅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有着合作的关系，例如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中美总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等;而且还与不少国际公共机构有着合作关系，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网站)。

　　国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智库的支持看起来相当广泛。2009年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报道：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从诸如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国外基金会和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支持，而且这并非个例。中国其他的许多研究所和智库也已接受了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基金会的支持为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规范接轨所付出的长达二十年努力，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以中国经济学家50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CCIE为代表的海龟新兴智库，构成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定期(来自海外深造的)归国人员推动了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手段的形成也是中国知识界和政策讨论的领袖(李 2009,16-18)。[32]

　　之前已经提到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直接影响始于1980年，即中国表示它对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感兴趣之后。这项决定是中国领导层更宏观的决定更多参与世界贸易的一小部分。[34]

　　对中国加入世界银行的讨论是在最高层次进行的，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的会晤为标志。作为更多贷款的前提，世界银行要求对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以便评定中国的发展需求。这项研究似乎受到了北京的欢迎，也得到了中国研究人员广泛、积极的参与，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总理。[35]最后世界银行上百亿美元的贷款也使得中国成为了世行资助的最大接受者。[36]

　　这份1000页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汉语，并被指定为经济学教员必读文献(鲍泰利,2006,7)。它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书店内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世行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彼得鲍泰利(1993-1997)把对西方经济分析著作的限制放松看作是一次出版业的“突破”(鲍泰利 2006,7)。[37]这份报告为中国的经济讨论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以此为开端，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参与全球性的新古典经济学讨论。[38]1985年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产生了相似的效果。(鲍泰利 2006,9-10)。[39]1993年，一份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撰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达8页的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文章被送到时任副总理后来成为总理的手上。(B-22-23)。1995年3月，世行派出一个研究小组到中国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这个小组建议允许外企进入，令其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以引入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王 2011,457)。这项研究似乎获得了政府要员的支持，为决策圈中私有化的支持者提供了更多的弹药。[40]1997年在世行赞助举行的研讨会上，即将就任总理的曾保证，“加大能源、通信等基础工业和银行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王 2011,459)

　　从1981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开始，在中国成为其最大贷款者过程中，世行资助了一大批中国的发展项目。(鲍泰利 2006,3,15)[41]世行还通过以下赞助来设定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的基调：(1)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所;(2)为高级经济学家在牛津大学设置的很有影响力的一年期培训项目;(3)一个与中国经济学家积极协作的研究方案(包括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42];(4)一项积极的中文经济学著作出版项目;(5)诸多经济学会议。(Lim 2005,103-105)[43]这些活动的中国参与者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日后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了一些类似的活动，企图把西方经济思想注入中国经济学界，但力度略逊一筹。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写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自1985年的活动包括开始了一个出版IMF资料的计划(当时在中国境内传播)数量众多IMF专家前往中国授课，许多中国青年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研讨会和课程学习1982年的一次展望世界经济的会议(122)一项技术援助计划评估由中国人民银行已用和可用的货币工具1986年在中国开展的探讨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增长和国际货币基金角色的重要学术报告会(124)，还有1989年帮助中国抑制通胀的重大行动”。(125-126)

　　世行还在中国的大学中协助建立经济学机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行已经同意为中国的教育界安排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和现金支持，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用于科学技术项目。(兰普顿 1986,24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项由世行委托的研究指出了中国教育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大学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不足。[44]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增设更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课程，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编写与美国所使用的教科书类似的经济学教材。(邹至庄 2000,53;邹至庄 1994,50-51)

　　许多观察者声称中国在与世界银行合作时维护了自身的智力独立性。我所接触到的世行对这段关系的历史描述，还是尊重了中国寻找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愿望和能力的。世行在公开批评中国的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没有像IMF直接呼吁结构性调整(即在拉丁美洲实施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译者注)。改革基本上踏着的是中国韵律，而非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激烈鼓点。另一方面，支撑着世界银行的想象力的理论话语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新古典经济学，显然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当中。2008年CCER主任林毅夫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时，故事便圆满了。另一个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经济学家朱民则在2011年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

　　美国政府的政策同样支持了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比较明显的手法有为教育交流提供财政支持，鼓励世界银行努力推进新古典的分析，[45]为中国的学术会议提供资金，支持西方式商业教育，比如说支持大连的一所管理培训学校(珀金斯，Sept.1999)。研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以查看他们是否存在明显的努力在中国提高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是饶有趣味的，方法之一便是分析当中涉及学术的报道该电台从20世界40年代起就活跃于中国了。

　　我不会惊奇于发现美联储对中国货币理论和央行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明显带有货币主义倾向。美联储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途径起作用，例如研究生助学金，邀请中国银行系统的代表团赴美考察，以及联储前雇员回访中国，等等。研究联储是否有更正式的针对中国受众的项目，是十分有趣的。在美国，美联储拥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和公关项目。免费的联储出版物充塞着全美各个经济学教研机构的书架。举例来说，我们的大学经济系共用室里，至少陈列着8份联储的期刊。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分析一边倒地是新古典主义的，并向货币主义倾斜。[46]

　　我并没有做过太多有关商业活动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影响的研究。潜在的影响渠道可能包括向经济学和商业会议、智库、大学院系等提供资金支持。许多学术经济学家热衷于商业咨询工作或者直接参与创办企业。作为改革和外资流入的直接后果，会说英语的倾向于商业的合伙人极其短缺。邹至庄表示“好的经济学家在咨询方面也做得很好”(2000,59)。我的访谈表明，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富有的新公司合伙人。这可能构成支持私有化的诱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经常声讨中国的管理层私有化和权贵资本主义，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们又好像十分愿意牺牲民主来追求更高程度的私有化(王 2003,63)。

　　孕育着中国经济学教育重组的政治经济背景，打上了两个重大问题的烙印。一是要从造成的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破坏中恢复;二是解决困扰中国经济数十年的长期问题。经济问题中最主要的有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低效以及隐性失业。

　　中受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便是高等教育。[48]知识分子备受打击，大学长时间关闭，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停滞。(迈斯纳 1999,p.368)[49]经济学教育仅限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死记硬背(同上 p.268)。还破坏了用于经济计划的经济信息和行政管理系统。[50]最终填补这片空白的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最紧张的阶段随着60年代末军队的干预和重建秩序而告一段落。毛在1976年的逝世和“”的粉碎不久就为新的经济和学术事业提供了舞台。毛的直接继承人，，计划通过积极引进外国技术重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当原本以为石油收入可以支付进口货物的预期没能实现时，这些计划也失败了。将着手进行修复工作。

　　经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实际上远好于用来描述市场化改革影响的“黑夜与白昼”的隐喻。1949年到1978年，成功与失误并存。毛时代主要的成就有：工业产出年均11.3%的增长率，(1952-1977)[51]现代军事科技的进步(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轨道卫星)，成功的土地改革，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识字率的巨大提升，预期寿命延长了一倍，[52]一个初步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阶段同样存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失误。在这30年的进程里，社会剩余没能有效地(这种无效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用于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结果，农民和工人的人均收入增长极少。[53]农业产出严重滞后于工业产出，勉强跟上人口的增长(自1952年至1978年2.3%对2.0%)。[54]农业的瓶颈常常制约着国民经济增长。不充分就业(隐性失业)突出，小规模的腐败，一些部门科技停滞，还有周期性的经济混乱时刻。大多数观察者认为经济管理不善是时期的“大量死亡”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数据资料和宏观经济统计相当薄弱，这也使得决策者有时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考虑到这些背景，早期的改革目标定为：(1)终结，重塑政府形象，挽回人民支持;(2)重建并提高经济计划的能力;(3)增加农业产出;(4)提高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5)促进就业。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家中流传着许多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有趣的是，实际上这些讨论的所有参与者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致力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认为挑战在于如何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而非怎样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在1977年和1978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重建中央计划系统，包括信息采集和行政权威两方面。这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转变。这项运动远离了毛主义的放权和全民动员的政策，回到正统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五年计划中对经济的协调就贯彻了这种思想。除此之外，毛的直接继承人，，打算大量引进西方科技以促进农业机械化，打破农业瓶颈。[55]就像先前提到过的，这些计划在石油预期收入不能满足购买这些必需的外国资本品时彻底失败。中国亦缺乏必要的能够用于启动加速工业化策略的基础设施。

　　最后选择的道路实际上是由和陈云共同制定的退一步的计划，而他们恰恰是非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在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经济决策者往往在经济困难时临时加大市场和物质激励的作用。在革命(1949年到1952年)之后和的经济失败后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如果这样做是有合理性的。类似但更为大胆的尝试自1978年12月开始。

　　与之前一样，农户自留地的最大规模从可耕地的5%增长到15%，在非管制的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的行为也被给予了更大的自由。依赖道德激励增进产出，此时已被依赖更多的物质激励取代。中央计划的制定者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同时降低了出售给农民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们还同意给农民超出征购任务的农业产量支付更高的价格。[56]

　　除了在农业投入和产出价格上的转变之外，邓还鼓励在农业政策上进行基于当地实际的实践。在1979年和1980年，一些公社试验了新的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这个方法就是允许个体户在公社中承包一部分土地。如果满足了公社的征粮任务，作为奖励，个体户可以耕种他们认为合适的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项制度就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它再次将家庭农耕引入中国并得到迅速传播。中国领导层很快决定不仅允许农业的重新组织，而且要求在全国推广。到1983年，事实上所有的公社都解散了，公社资产重新分给了农户。

　　尽管在绝大多数地区，这种重组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但一些经营良好的、经济上成功的公社仍然倾向于保留生产的整体结构。这个决定的一个原因是想要充分利用大规模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大规模经济，而一些公社已经购得这样的机器。可是国家并不允许。

　　人们对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没多少争议，而对为什么会发生则各执一词。农业产出大幅增长，自1978年到1984年增长了33%有余。(诺顿 2007,89)对此的主流的解释也是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解释是市场激励在发挥着它的魔力。这的确是事实的一部分，但后来证明中国经济计划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农业生产体系。后者是基于：(1)新的“绿色革命”对大量施肥反应更明显的种子;(2)化肥产能增加;(3)灌溉面积增加。完整的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投入使用。例如，中国的化肥产量从1976年到1980年翻了一倍。(诺顿 1995,61)

　　撇开原因不谈，农业产出的猛增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它消除了农业瓶颈，增加了为工业供给食品和农业原料的能力，如说纺织业所需的棉花。它使农村地区的收入得到增长，可能超过150%，(1978-1984)这也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品的市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造成了产出的增长和农业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这使得一些人可以从农业转向轻工业和生活消费品生产。而后者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发展为乡镇企业(TVEs)。在1978年到1996年之间，乡镇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从两千八百万增长到一亿三千五百万，同时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从1978年占GDP的份额不足6%增长到了1996年的26%。(诺顿 2007,p.274)乡镇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成功促使中国领导人扩大市场化。

　　这个时期内开始的其他一些市场导向性政策也使新的投资从内地转到沿海(贸易增长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平等，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拓宽国际贸易，还建立了经济特区。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SEZs)(1979-1980)是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海外华人的投资。[57]在许多方面经济特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地区。他们为向外企购买的投入提供再出口免税、优惠的税率，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诺顿把经济特区定位为进行市场机制试验的实验室，包括深圳的工资激励制度。(诺顿 2007,408)其他人(例如迈斯纳 1999, 哈特兰茨贝格和伯克特 2004)则强调经济特区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在劳动力市场反工会的倾向。(迈斯纳 1999,457)这两种观点都暗示了经济特区被当作一种渠道，使西方科技、管理技术以及经济思想流入中国。

　　经济特区的发展开始时并不快，外资流入得很慢，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昂贵，特区似乎加重了腐败和走私问题。(诺顿 2007,406-410)。尽管有这些不足，邓在1984年重申了对经济特区的支持，还划定了14处新的口岸。(诺顿 2007,409)

　　大型国有企业(SOEs)构成的重工业部门中，也开始了更深入的市场试验。目标是使这些企业朝着利润最大化生产演进。公司也被允许保留一部分利润额作为奖金，企业自主决定投资项目。他们还被允许在规定的配额产出水平之上以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总的价格系统下，鼓励企业最小化成本的激励结构显得十分困难。用来激励工人的奖金和其他措施的作用日益衰减。(诺顿 1995,Ch.3)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中工人自我管理的策略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大效果。(同上 1995,108)

　　一系列的简短而不成功的试验之后，国有企业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的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艰难的1978年到1989年之间，继续运行于受保护的泡沫中。从1984年到1989年，他们维持了但并未增加计划内的购销任务，因为价格较低。1985年以后，新雇佣的国有企业工人不再有永久就业的保证。(哈特兰茨贝格和伯克特, 2004,47)。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着低成本生产商的竞争，不得不减少工人福利。

　　为了抓住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市场机遇，许多企业试图增加产出水平，许多地方政府试图保证这些企业有足够的贷款来增加产出。结果便是贷款的扩大，过剩需求涌现，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紧张。通货膨胀率在1949年到1976年稳定在年均0.5%的水平后，(迈斯纳 1999,470)，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上升，1986年达到6.5%，1987年7.3%，1988年和1989年18%。许多群体的工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感到绝对的社会契约关系遭到侵犯。事情在1989年的6月份走向了顶点，学生们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而抗议，而对通货膨胀、腐败、持续扩大的社会不公心怀愤怒的工人则支援了他们的行动。这种结合就是一包炸药，最终导致了广场的武力。经济改革陷入短暂停滞，经济转型的第一回合就此告一段落。

　　关于如何应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局势，有四个主要派别。第一派是陈云的方案，重建50年代的中央计划体系，适度放宽小企业组成的市场部门作为补充。陈还倾向于把一些用于重工业投资的资源转为对农业和轻工业生活消费品的投资。陈用笼中之鸟的比喻来说明需要维持对市场的控制的观点。这一派通常被西方媒体指为“保守派”。[58]

　　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则重点强调应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而非强调增加中央计划的控制。孙冶方和就一直是这种策略的倡导者。[59]自主权意味着可以更多地在不同变量上做决定，包括投入选择与劳动报酬率，同时还可以更多地保留利润，也要更多地对损失负责。这是为了鼓励对微观水平的经济效率给予更多的关注。[60]这个目标推动了许多改革。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地区的经营责任制(即承包制，译者注)是两个重要的体现。这项策略的许多内容也包含在双轨定价系统内，在双轨定价系统中，超过计划产出的部分能以高于计划的价格(常常接近市场价格)出售，并且收入由生产者享有。

　　自治派又进一步分为两个子群。第一个由诸如蒋一苇和董辅礽等经济学家构成的群体，强调工人自治和工业民主的好处。第二个群体则强调产生于企业利润最大化下的效率改进，而不管是谁获得了这种改进的收益(工人，经理，或是股东)。在中国被誉为“厉股份”的厉以宁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当然还有新制度(科斯)经济学的中国追随者，例如张五常。我访谈过的人中有一些表示张五常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第三批中国经济学家支持一揽子互相配合的市场改革，与前两种观点相比，他们更强调解除价格管制。吴敬琏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61]中国的许多西方经济学教授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经济效率产生于经济行为人对自身利益的独立追求，那么市场定价则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合理的。此前提到的第二和第三批就都引用了东欧国家的文献，尤其是布鲁斯、希克、兰格、科尔内等经济学家的成果。

　　据推断也有第四组认为应该沿用毛主义经济政策，他们偏向于采取道德激励而非物质激励来动员群众，并且他们注重培养社会主义觉悟和习惯而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然而，在被逮捕后，对这种观点的公开支持就自我噤声了。

　　诺顿(1995)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忙于调整意识形态而非实务。他说道，这些经济学家把精力集中在了论证与毛主义相左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一些用以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政策。(诺顿1995，98-99)。尼娜哈尔彭则强调，改革更多地是依靠实践摸索，而非按照理论设计进行。(哈尔彭 1985，1003-5)然而最终还是囊括了诸多学派的思想最终明确了要采取的战略和方针。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目标：(1)坚持执政(2)经济增长。在的思想中有一种紧迫感，他担心中国会在技术上进一步落后于西方。

　　在经济方面。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我的意思是，他的本能就是实施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政策，然而他没能把这些政策放到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中。他当然有一些能让他对经济进行思考的总体想法。他首先假设经济发展应该是制定经济政策时的最优先事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诺顿2007，p. 99)他又进一步假设中国经济加速增长需要增加对市场机制的利用。虽然他声称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需要遵循以往的经验，但在他执政后这似乎变成了一种信仰。例如，尽管开始的试验结果令人沮丧，他在1984年仍坚持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动摇。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1983年时曾迅速抛弃集体农业，转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鉴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农民阶级中的发展中向来十分担心，坚持建设经济特区尤其让人惊奇。[62]

　　对经济和市场的看法并没有受到一个处于霸权地位的经济学范式的约束，他的思想既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或促成了被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的华盛顿共识，也不是传统的敌视小商品生产的马克思主义。他用俗语评价市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或更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修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表明了他的这种灵活性。的一个相对理论化的经济决策是把逐步的渐进实验引入到经济政策中，这被中国人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没有那些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未来的令人不安的道路选择问题，这个策略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对的治理策略提出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批驳是自1978-89年以来实施的目接不暇的市场化，必然导致进一步的自由化。根据这些批评，这样做的后果是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与之相对，对政策持支持态度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这些措施描绘为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他们把中国的目前的阶段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实验性政策已经凝结成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或经济战略。一些理论被创造出来，以调和的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大致上来说，这些论点是应该对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加以容忍，因为这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济快速增长来为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形成的观点也被用来解释中国过去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和其他人虽然不赞同的许多经济政策，但他们赞同创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概念仍然含糊不清，让只能考虑到目前，利用看起来能够保持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

　　我们现在准备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教育改革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1977年重新恢复国家高考制度。它标志着愿意牺牲一些社会目标以提高经济产出。

　　自上而下的影响中国经济学教育最初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事情。、、和(尤其是)都欢迎西方经济学重返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些领导人倾向于把西方经济学理论视为与西方的工程或自然科学理论类似，而不是和西方政治或历史理论类似。并且，中国领导人对其他的思想也不完全忽视，他们间或地也会把目光投向美国经济学会提供的领域之外更广阔的天地。

　　我采访的一些教授强调，在中国，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来自于政府的最高层，而这也很可能是它在中国迅速扩张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早有这种先例。至少在1952，中国高校就在用一个俄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63]西里尔林写道，“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引进中国带来了一场艰苦的智力资本转换斯大林计划模型需要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范式的同时输入可以说是软件需要根据硬件改变。”(林1981，p. 7)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场机制改革，而相应的软件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上讲就比美国更集中，这让国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64]有时决策传达非常明确，例如，教育部对课程变化的公告。有时决定传达得则隐晦一些，如通过一系列高度曝光的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表明对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认可。教育部对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一流大学。除了有权任命校长之外，教育部还掌握着大学的资金来源。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几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00,000,000美元，这些资金用来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来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国人。能否获得这些资金取决于教育部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根据我采访的几个人的意见，在经济学界，质量评估的指标包括取得了西方国家的博士学位的教师的人数和在西方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1979年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